党代会报告提出，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1825”产业体系，以人工智能这个“1”赋能千行百业，全面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统筹升级传统产业、壮大新兴产业、培育未来产业，抓好汽车及零部件、装备制造、食品、航空航天、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及医疗装备、新能源、未来产业8个重点产业集群；聚焦重点产业集群中的25条重点产业链，推进制造业“智改数转”。

沈阳市第十五次党代会把“1825”产业体系放在“东北亚国际化中心城市”的定位之下，这个安排本身就值得琢磨。如果只是把1、8、25读成一组数字——1个赋能引擎、8个产业集群、25条产业链——它看起来像一份更精细的产业目录。但真正需要追问的是：沈阳为什么要在“十五五”开局之际，把产业体系重新“编码”？

答案藏在“1”的位置上

当人工智能不再被当作一个与其他产业并列的“赛道”，而是被放在“赋能千行百业”的枢纽位置时，“1825”就不再是目录的扩容，而是一次组织方式的切换：从“沈阳有什么产业”转向“沈阳用什么方式组织它的产业能力”。这个切换能不能成立，决定了“1825”是又一个规划文本，还是沈阳制造业逻辑的一次实质性升级。

“1”的分量，不在于产业规模，而在于穿透力。

从已有迹象看，这种穿透正在发生。沈鼓集团积累了5万份历史数据，搭建垂直领域AI模型，把过往产品的通用经验提取出来，反哺新产品设计。华晨宝马铁西工厂的里达厂区从设计之初就在虚拟环境中完成规划和模拟，“数字孪生”正在重新定义汽车制造的流程逻辑；AI智能运维平台实时监控每一道工序，建立“零缺陷”体系，并沿供应链向“宝马链”上的供应商扩散。这些案例的共同点在于：AI不是被“加”在制造流程旁边，而是进入了设计、工艺、品控的核心环节。

“1”的真正价值不在它自己长多大，而在它能不能钻进“8”和“25”的每一道工序里。

8个集群：不是“选择产业”，而是“处理存量与增量的关系”

8个重点产业集群的名单值得逐层拆开看。

汽车及零部件、装备制造、食品是沈阳工业的存量底盘，航空航天、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及医疗装备、新能源是增量引擎，未来产业则指向更长周期的卡位。这样的逻辑结构，实际上是在回答一个老工业基地转型中最棘手的问题：传统产业不能塌，新兴产业不能等，未来产业不能虚。

沈阳的处理方式是用“有中生新”替代“推倒重来”。比如装备制造领域，沈鼓集团研制出国产最大180万吨乙烯压缩机组，通用技术沈阳机床同时获评国家级绿色工厂、卓越级智能工厂和5G智慧工厂。这些不是“旧产业”的苟延残喘，而是用数智技术把既有制造能力重新推到价值链上游。

新兴产业的势能也在从“点”走向“面”。航空航天集群规模突破1200亿元，歼-35A在珠海航展亮相；新一代信息技术集群集聚规模以上企业1265家，拓荆科技、芯源微等企业支撑沈阳与北京、上海共同构成我国集成电路装备产业的三大核心集群之一；生物医药及医疗装备集群规模达到1030亿元。千亿级集群达到6个，意味着沈阳的产业结构已经不再是“一业独大”的形态。但集群数量的意义有限，真正关键的是集群内部有没有形成“龙头企业带链、链上企业共生”的生态——这正是25条产业链要解决的问题。

25条产业链：“1825”中最考验执行力的一层

产业集群回答的是“在哪里聚集”，产业链回答的是“沿着什么路径咬合”。沈阳并非没有产业链管理的经验：此前已在全省率先构建由市领导挂帅当“链长”、龙头企业担纲“链主”的工作机制，以“链长制”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做法得到工业和信息化部肯定。

25条产业链是在这一机制上的加密和细化，把8个集群拆解为可考核、可延链补链的具体赛道。

“智改数转”为产业链管理提供了此前不具备的细致程度。沈阳已完成规上、规下工业企业智改数转全面评估工作全覆盖，培育全球“灯塔工厂”2个、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8个、省级先进智能工厂111个，工业企业数字化设计工具普及率和关键工序数控化率分别达到90.1%、70.6%。这些数字的真正用途，是让“链长”和“链主”能够看见链条上哪个环节的数字化水平在拖后腿、哪个节点的数据没有打通。

更值得注意的思路是“链式转型”。依托“链主”企业推出一批“链式转型”示范项目，搭建产业链统一数智平台，打通上下游数据流通壁垒。这意味着“1825”要把“智改数转”从单个企业的选择题，变成整条产业链的必答题——当链主企业的订单、工艺和质量标准以数字化方式向链上中小企业开放时，不转型的企业不是“不想转”，而是接不住单。这比任何补贴政策都更能形成转型的倒逼机制。

尚未完成的答卷，恰是“1825”最有观察价值的地方

“1825”的逻辑是清晰的，但它的成立依赖一个尚未被完全验证的前提：人工智能的穿透能不能从灯塔工厂走向中小企业，从单个工序走向整条产业链。中小制造企业转型投入高、回报周期长，“不愿转、不敢转、不会转”的心态仍然普遍；优质服务商供给不足，复合型人才储备偏薄；本地数字化服务商的数量和方案适配性都有缺口。这些问题不会因为一个产业体系的提出而自动消失。

另一个需要观察的维度，是“1”与“8”的权责关系。人工智能被赋予赋能全体系的角色，但在行政架构和资源配置中，它是否获得了足够的跨部门调度能力？算力中心、数据标注基地、行业大模型平台分属不同层级和主体，如果“1”只是科技部门和企业层面的事，而8个集群仍然按照传统产业口径运行，赋能就容易停留在示范项目层面，难以成为体系性能力。这实际上考验的是政府跨部门统筹与市场机制协同的能力，也就是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如何结合的问题。

沈阳把“1825”放在党代会报告里，等于给自己设定了一个可检验的承诺。它的成败不取决于报告里写了多少条产业链，而取决于三年后、五年后，铁西的车间里有多少道工序在调用本地训练的模型，浑南的实验室里有多少成果直接进入了25条产业链的某一个节点，以及那些今天还在“不敢转”的中小企业，有没有找到一条算得过账的转型路径。

一个产业体系的生命力，最终是由它最薄弱的那个环节决定的，而不是由它最亮眼的那个数字决定的。

来源：沈阳日报（2026年11月07日 第05版）